做医生只为“衣食无忧”

1 9 2 0 年 1 1 月，吴蔚然出生于江苏省常州市。经商的父亲曾希望自己的子女从政，然而吴蔚然似乎天生并不适合这样的期望。于是父亲给了他三种职业选择：律师、建筑师、医生。因为在他父亲看来，这三种职业可以保证子女将来一生衣食无忧。

“我父亲说的这个呢，正好我大姐夫和大哥就到了协和医院读书了。后来我跟吴阶平，看到那环境很好，所以自然而然就选择了学医。那时候实际上不单纯是为了学医，有些人是因为自己家里有病人，觉得总要学个技术，有的人早就有了治病救人的愿望。而我们呢，那时候觉得，将来要有个谋生的一技之长。”对于学医的初衷，吴蔚然很坦然。

1941年秋从天津南开中学毕业后，吴蔚然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1946年毕业，获医学博士。1948年进入北京协和医院，从此成为一名职业医生。

做了医生后，他的兴趣也越来越大，他觉得一方面是做医生， 能受到病人尊敬，敬重。另一个方面是他觉得给病人解决了一个痛苦，也解决了他周围甚至家庭的痛苦，他也感觉到很快乐，很高兴。

“你这问题‘表面化’了”，一句话使毛主席欣然接受手术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的一天，正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的吴蔚然接到一项任务，去中南海为毛泽东主席会诊。事实上，这次会诊的真正目的是让吴蔚然劝说主席做一个小手术。吴蔚然介绍，“我很少给毛主席看病，因为他得的主要是内科病，他没有外科病。那是哪年我忘了，反正 ‘ 文化大革命 ’ 当中。有一天，卫生部黄树则副部长带我去给毛主席看病。那是个夏天，毛主席身上长了个大疮，肿得好大，化脓了，疼得要命。”

实际上毛主席对医生不是特别的信任，他特别有自信。但是在如何劝说毛主席动手术这个问题上，吴蔚然并没有考虑太多。他回忆说“当时毛主席看着我，也不说话，后来我看了，我就说：主席呀，你这问题 ‘ 表面化 ’ 了，该解决了。我没说它脓不脓，我也不说挑不挑，割不割，我说这个问题很 ‘ 表面化 ’ 了，应该解决了，他说吴蔚然，你这大夫会说话，那就办吧。那就打麻药把脓放出来，脓放出来他就不疼了，就好了。”就这样手术由吴蔚然操作。

在此事前，吴蔚然并没有跟毛主席面对面说过话。只是在天安门城楼，或者某些时候见过。那时候是文化大革命，见到毛主席谁都哆嗦。但他倒没觉得，他认为“病人就是病人，医生就是看病的。相信我，我就治，你说不相信我，那就换个人吧，反正我也不能要求非让我治。”

细心照顾周总理

1974年，吴蔚然调入北京医院。这是吴蔚然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工作变动，他恋恋不舍的离开了自己曾经学习和工作过的协和医院。从此走近伟人，亲身感受了他们的领袖魅力。从1965年吴蔚然跟随周恩来参加万隆会议十周年庆典开始，到1976年周总理去世，很长时间，他一直工作在周总理的身边，尽管那时他并不是周总理的专职保健医生。

在接触周总理这些年里，总理的风度让他折服，吴蔚然细述总理优点，“优点太多了，总理头一个，他那风度，就让人服他。你不管谁，中国人、外国人。虽然衣服上也不是什么讲究，它总是一般料子，他比一般老干部，也是一般料子，穿就不同，他总是烫得整整齐齐，刷得干干净净。这风度上，你比不了他的。而他对人的关心，为什么那些，咱们现在看到，秦怡、黄宗英、张瑞芳，那些一大堆电影人围着他？他实在关心这些人的工作生活。他对自己、对他人，要求也是很严格。”

有时候，周总理的心理让人摸不透，“有一次他手指头不好了，给他弄了弄，我给他包扎，用纱布。我想尽量包扎得秀气一点，小一点，省得难看。那他是右手包扎，他说：你这吴蔚然，你怎么包这么小啊！那他们握手哪知道我有病啊。那握得我死疼，你包得大点。他从那头说，他让人看到他不好，那你就摸不透他的心理。”

跟总理在一起的日子里，周总理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总理原则性很强，就说公私分明，原则性很强，克己奉公。譬如总理他是南开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请几个南开的老同学，一个姓李的，我记得，有一个，请大家呢，去西花厅吃饭。总理买半只烤鸭，他说我净在外头吃，有烤鸭吃，你们半个，我不吃你们就够了。当然他自己花钱。”“ 还有一次，他到杭州，尼克松最后离开，总理送他到机场。回来路上，过十二点了，突然走过西湖那楼外楼。西湖楼外楼不是糖醋鱼有名嘛？总理很会吃，总理是个美食家，不跟一般老干部随便吃一样的，他很讲究吃。他说我请你们吃楼外楼糖醋鱼。那时已经下午一点多，都歇店了。人家一看总理来了，没说的。吃完了他完全自费，没有公家掏。他说今天我请你们吃。他确实，不是说的，他真是廉洁奉公，一点都不沾公家的好处。”吴蔚然真正陪总理的日子，也就是1973年到过世，其他都是出差，临时的。总理除了他这种党性原则和责任心强以外，细心关心人也是他的优点，别人比不了的。但缺点也像孔明那样，太多的事了。“有些事情可以放一放的，可是有时候他细吧，他还真找出问题来，你们都赶不上。文化大革命时候，五一、十一，或者多半就五一、十一，上天安门，有个谁上天安门了。不是有个笑话嘛，最后一句老是‘还有一个余秋里’。那一版全是名字，为什么要登那么多呢？那决定一个人的政治 ( 命运 ) 。详细极了的名单，因为那个《人民日报》一版，都是那个名单。他一个一个要看，可是每次都让他找出来了。你得看好几个钟头，每次都让他找出来落了谁。他倒没说，我没碰见他说，那这个不该上啊，还有谁谁怎么没有啊，落了，每次总让他发现。”

“总理办公室老是这么高一摞文件，哪天总理出访了，小平同志代总理，两三天，那堆都没了，都给处理完了。小平同志就是大事管，小的事就不怎么管，他批大事。总理是来回 ( 反复 ) 看，可不文件越堆越多。 ” 这就是吴蔚然所称的总理的缺点。

在周恩来总理最后的日子里，他和大哥吴阶平同在总理治疗小组，亲身经历了那一段难忘的岁月。总理去世前，吴蔚然和吴阶平兄弟俩都在总理身边，吴蔚然说当时总理是很苦的，因为“总理长的癌比较复杂，他不是光膀胱癌，他有肠癌什么的，都做过手术。周总理到现在没有留下片言只字，我们当初也提过，说您不愿意写，那时候已经有——没有现代这么高级的录音机 —— 那老的录音机，你说一些事情，或者留在百年后人家将来研究。他知道的一些事情谁也不知道，百年后也可有个历史，他不留。所以到后来，至少直到现在，据我知道的， 除了文件档案馆有，总理个人的东西没有留下。自己没留下什么话，或者回忆录那一类性质的东西，或者写过什么东西。”“包括他在生病期间没有任何交代，有些事情跟邓大姐都不讲。不是表扬他，书上说，他党性强嘛，邓大姐都不能随便进他办公室，好多他们政治上邓大姐不该知道的事，都不跟邓大姐讲。所以总理是个完人，你说那点缺点，那不是缺点，就是他工作的一个方法问题。”最后的手术，包括最后去世之前这段日子里，周总理也一直想着国家大事，从没有想过生死或者生死以后的问题。“ 他 到 最 后 ，很 重了，要 见 一 个 人 ， 他 说他要见罗青长。后来也知道，罗青长是负责台湾工作的，所以他念念不忘台湾这一摊工作。找罗青长来谈一谈，他一定有些事情要交代。大家分析嘛，这 是 关 于 台 湾 统 一 的 事情 。 所 以他 一直想着政治，他对他自己，好像生死他没谈过。他说这次恐怕活不了，或者怎么样，他从来没给我们这么表现过。”吴蔚然说。

敢冒风险专职照顾邓小平

1 9 7 3 年，周恩来总理曾对邓小平夫妇说： “ 小平的保健你们应该从吴家选一个人。 ”  三年后的1 9 7 6 年，吴蔚然正式开始负责邓小平的保健工作，而此时的邓小平正处于他一 生 中 第 三 次 政 治 逆 境中。当时，小平同志住在东交民巷8号，从前也是老干部住的地方，贺龙、罗荣桓、张鼎承都住过那房子。把他搁到那儿，就有一点略含贬义的意思。那时候他的医疗关系，还是属于301总参，有一个保健大夫。301的蒲院长有一天跟吴蔚然说，他说小平住在 8号，离我们北京医院是很近的，那就归你管吧。我说那我可管不了，我说他是你们总参的人，我是地方干部我怎么管？他说我们医生还在，有点大事，你就负责办吧。后来，吴蔚然就跟院党委请示，院党委也没说不行，那到底什么意思，或者住的距离太远。不怕，我就管，那时就有一个护士，一个大夫。小平同志的政治境遇非常不好，吴老回忆说：“说得不好听等于隔开，并不能出来随便活动的。我就管着了，后来因为跟小平同志，跟他夫人卓琳同志，跟家属相处的关系比较和谐，他们就说你别走了，你就上你的班，但是我们这摊事，你就过问过问，管管。以后越管越多，以后他恢复工作了，等到打倒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就要去得多点了。实际上还是 301 作为直接管理，我不过作了一个比顾问稍微重一点的工作吧。”保健行业本身就是一个风险性的职业，尤其在负责小平同志的保健工作，因为他当时的政治境遇很差，这就担着政治上的风险。那时候，吴老跟吴阶平商量决定，豁出去做了。在负责邓小平的保健工作中，吴蔚然也看到了在逆境中邓小平状态和绪，“小平同志本来就不太爱说话，他人在沙发上一坐，除了打桥牌说几句，他很少说话，即使跟家里人，卓琳、朴方，他话都很少。还是感觉到他的情绪有点，虽然不说话，那沉闷跟愉快的心情……。”1992年回来讲话，到上海以后，是那一年还是晚一年，说给上海政策给晚了，上海改革开放晚了。他从情绪上讲，就这么跟他们上海人讲，给你们政策晚了，你看他情绪就比较高昂。

作为一名保健医生，劝说邓小平同志戒烟，是吴蔚然的份内之事，然而这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邓小平抽烟是很有名的，劝他戒烟也是一项很艰巨的任务，据吴老了解，最早是马海德建议他别抽烟，好像在北戴河。因为那时候已经是三中全会了，邓小平地位高，不是随随便便敢轻易说话。马海德是个老革命，又是一个国际友人，他说你别抽烟啊，后来邓小平就笑笑。好像有一次是预备见日本外宾时，马海德退一步说：你至少别在电视上抽烟，电视片你拿个烟，这不宣传抽烟嘛，邓小平也就笑笑，可他照样不听。吴蔚然也曾劝他戒烟，但小平同志就说“你不要说了”，意思是说他都听烦了。反正你说你的，他做他的。

1988年全国七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一张写着“请邓小平同志在主席台上不要吸烟”的纸条传到邓小平同志手里，邓小平微笑着把烟熄掉。《中国日报》为此于4月8日头版刊出照片。这则新闻被当时国内外传播媒介竞相报道。1 9 8 9 年春天，或者 1 9 8 8 年冬天，小平的随身卫士张宝忠对吴蔚然说：小平同志不抽烟了，他就不抽烟了。到底他为什么突然下决心不抽烟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而且他不抽烟，说不抽就不抽。”吴蔚然说，“这戒烟的人态度各有不同，那王震就是，咱们叫着王胡子，国家副主席王震，也戒了至少有十次、八次。劝了他半天，他不抽了，‘老子不抽了’，存的烟、打火机、烟具，都送给周围的人，‘都拿走，都拿走’。可过不了两三个月，又慢慢收集烟来，来回这么折腾。钱之光，总理的老秘书，不是秘书，恐怕是办公室主任，老部长。他得了心肌梗塞，以后不抽烟了。为了表示决心，是不抽烟了，可是手里老拿根大中华，老不离手，就不点。老拿着那根大中华玩，我说你玩烟啊，能玩烟而不点啊，那你决心不错了。”就这样，也不知道为什么，邓小平说不抽就不抽了。

1992年在北戴河，医疗小组已经决定不再让邓小平下海游泳。然而邓小平渴望游泳的心情打动了周围所有的人。经医疗组研究，同意邓小平下海游泳。毛泽东也好，邓小平也好，晚年都有个共同的爱好，就是游泳，邓小平的最后一次游泳，是在1992年，那时他已经88岁了。邓小平有一个跟毛主席不同的，毛主席游泳，他就想在大江大河里游。而邓小平就在海里游，就在北戴河。1992年，吴蔚然跟随邓小平去了北戴河。吴蔚然介绍当时的情况， “ 他要求，要求游泳，不光是他要求。他也没说‘我不听你的，我非要游泳’，也不是，他也得尊重客观，他也量力自己究竟是老人了，他也知道医生不让他游泳，不是别的意思，就是他不合适游。”我们考虑到虽然承担一些风险，但也做了些客观判断，从他当时健康情况，气候、温度跟周围的抢救设施，都预备得比较完全了。觉得这十几分钟，随时不好马上给拉上船，旁边就有船。医疗组商量决定同意小平同志游泳。就跟他说：你这么愿意游，可以，咱们就游个15分钟。这一游，邓小平就不满足15分钟了。每次他游的比较远，那些安全救卫队、警卫就在周围，还预备了救生船和其他抢救设备，倒不是怕他溺水发生危险，是怕他万一心脏呼吸不好。“他15分钟不够，他不上来，。那时我们抢救者也不下去。张宝忠跟他喊：该回来了，该回来了。他游到那鲨鱼网那儿， ‘ 快回来吧，别游了’，就这么耗，耗20多分钟，超过点儿。本来游个两次就行了，看他游了两次不错，他就更加 ( 有了兴致 ) 。你看不挺好吗？后来也没游多少次，我记得也就五、六次，后来也就，他也觉得大家是为他好嘛，他也不能不顾自己的(条件)。”吴蔚然说。1993年邓小平说“你们不让我游泳，我去北戴河干吗”，从此以后一直到故去，就没有去过北戴河。

直截了当讲病情劝说陈云动手术

1979 年末，一次偶然的机会，吴蔚然参与到陈云同志的保健工作中。陈云由于过度劳累，住进了北京医院。经检查患有晚期结肠癌，劝说陈云同志手术的工作落在吴蔚然的身上。“ 陈云同志还是挺讲科学的，所以我对他，……就是说‘对象不同’。他的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就是说他是实事求是，什么事情就是什么事情，咱们就实话实说，不绕弯子。我也不用通过于若木，我也不要先跟于若木商量，我就直截了当地跟首长讲，讲病情。”一般来说，医生，现在按卫生部要求的规定，医生对病人，病人有知情权。因此即使你职位再高，按道理说，外国人是这样直截了当：你得癌了。这是说病人的知情权，这是理论，但中国人现在做不到。当时更没有这个知情权了。

在劝说陈云动手术时，吴蔚然也很直接地说：“你这个，我们化验是癌，看来还不大，确实也不大，这个他就比较慎重了。他先没说我受得了手术受不了，他就说你能让我活两年吗？我说那我不能，我说你不做手术，不切掉这个癌，我觉得活不了两年。要切掉癌，我也不敢说一定治好，我觉得很有希望活两年。”说完后陈云就不说话了，他就在沙发上，就这么敲。他说我受得了吗，因为他这样弱的病人，他这样的心情，那要按普通的说呢，你就说：有一定危险的，危险不大了。这种病人你就要有不同的说法我保证你受得了，你得先保证。

陈云的手术圆满成功，而更圆满的是，手术后的陈云同志步入长寿老人的行列。“他是1979年底10月左右做手术，一直到1995年故去，共16年。我还跟他开玩笑，后来他挺好的了，我就说我保证你两年，到期准保证你。后来他说五年，我说那也行啊。后来到了90年代，他说能不能还有十年，我说你要价越来越高了，我说我不知道。他后来也是开玩笑，因为癌过了四、五年不复发，也就不复发了，再有的寿命就看他别的方面。所以后来呢，他只求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从前我们在医院里讲过他，纪念他百年的时候，我在电视上也讲过。他从来不坐飞机，他觉得他心脏受不了，所以那次手术完了，大概是1979年的10月，到了春天，他就要到杭州去。他喜欢杭州，喜欢上海，或者苏州。他是江南人，他水土服。特别喜欢杭州，喜欢那个竹子。杭州有个景点叫竹林，他很喜欢。他说到杭州去啊，我说行啊。我说这次别坐火车了吧，他说我受不了飞机。我说你手术都受得了，你飞机还受不了？后来他也没太嘀咕，他所以说只求实吧，因为手术证明我能耐，就坐飞机去了。”吴蔚然说。坐飞机到了杭州后，陈云说吴蔚然，这个飞机确实比火车可舒服多了。因为从前这火车没那么快，从北京到杭州颠簸得一天，累得很，从此以后他再也没坐火车。

作为一名职业医生，无论是特殊的保健对象还是普通的病人，吴蔚然都以同样的满腔热情去关爱他们。1996年，卫生部将“白求恩奖章”授予吴蔚然，以表彰他高尚的医德和精湛的医术。今天，已经86岁高龄的吴蔚然依然每天按照医院的作息时间正常上下班，遵照医院的要求，老人的手机24小时保持着开机状态。在结束《大家》采访后，吴蔚然教授的第一件事，就是从自己的随行司机手里，接过手机，问有没有医院打给他的电话。在这位86岁的老人心中，他每一天的24个小时，都是属于医院的，因为他就像热爱生命一样，热爱自己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