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验、影像、病理等临床辅助检查对临床医学的发展和常规诊疗实践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家没有先进检验科及影像科的医院，它不仅不能谓之先进医院，也不能发展成为先进医院。再有水平的临床名医在那样的医院都将束手无策。问题是，现在不少临床医生忽视“视触叩听”或“望闻问切”等临床基本功的养成和训练。来了一个外伤病人，连病人自己都知道手折了、腿断了，但医生不是去检查病人，而是照了一大堆片子，然后告诉患者，CT或核磁共振报告你的四肢骨折了！

拼凑成的数据病人

不少年轻医生告诉我，现在最麻烦最难的就是背化验单、背正常值。化验种类成百上千，甚至连检验科的医生都背不过来。为了避免遗漏病情，很多临床医生说：“宁可错查三千，不愿漏查一项”。病人来了以后不是先看病人，而是先开单子做检查，查完后把检查单拼凑起来，组合成一个数据病人或电子病人，没看病人居然把病给治了。更有甚者，有的病人本人就没来，由妻子带着一堆化验单和片子来叫医生看，医生也不注意看姓名就开始“拼凑”诊断，结果里面除了丈夫本人的检验结果，还有公公的、婆婆的，全都混在一起。这样看病肯定要出问题。

我曾看过一个外院病人的CT片，是肝硬化的增生结节，外院却当成肝癌进行了血管栓塞并局部化疗。本来肝硬化后正常组织就很少，却把它当癌治了，那不是雪上加霜吗？可经治医院的辩解是，这个人有肝炎病毒感染，栓塞没治到癌细胞，也把病毒消灭了呀！真是无稽之谈！

类似的事情在全国的大医院每天都在发生。

CEA升高和SARS阳性蛋白

光靠检验单是看不了病的，不然只需要检验科医生或者放射科医生就够了。化验结果阳性不一定就是某个病，有这个病化验值也不一定是阳性。

讲一个癌胚抗原（carcino-embryonic antigen ,CEA）的故事。早年有四个学生报考我的研究生，学校规定我只能招一个。复试时我就问他们“CEA在什么情况下升高？”前三个人分别回答说“癌症病人高，孕妇高，抽烟的人高”。

非常正确！因为教科书上就这三个答案。

第四个人似乎没办法回答了，逼急了，他说：“报告老师，查错了也高。”

多么富有哲理的回答！这可不是赵本山的脑筋急转弯“1+1 在什么情况下得3”。“查错了也高”对医生来说是充满哲理的，要时刻想得到。何况CEA高了不一定患癌，不一定怀孕，也不一定就抽烟；反之，低了则可能是癌，可能怀了孕，也可能在抽烟。这就是复杂的生命现象在人体的表现。

作为肿瘤标志物，“查出来的不是癌，是癌查不出来”的情况常有发生。医学上没有绝对值，0%和100%都是不存在的，碰到了只是你所用样本太小所致。于是我把他收下了，其他三个都没要。这个小伙子现在在西京消化病医院工作，还不到40岁，在用内镜粘膜下剥离术（ESD）治疗早期胃肠肿瘤方面做得非常出色。

SARS流行时有这样一个例子，有人在SARS病人中查出一种蛋白，100%阳性，而正常人100%是阴性，大家欢呼雀跃，以为是重大发现。最后却发现这种蛋白的出现是与发烧有关，尽管正常人群均为阴性，但临床上发热的病种很多，均为阳性。这样对SARS的诊断就没有特异性了。如果这种蛋白只能诊断发热，还用这么复杂吗？只用体温计就行了，甚至用手、用眼睛也能诊断发热嘛。

中国第一例嗜红细胞性淋巴瘤的发现

有一个病人在加拿大发热一年诊断不清，经常低热、消瘦，回国后去过全国很多大医院还是没有结果，最后收到我们科病房。年轻医生看完他的病历后琢磨：第一，他白细胞低，淋巴细胞特别少；第二，长期发热、消瘦；又是从加拿大回来，那个地方比较开放，恐怕是艾滋病。但是病人矢口否认。学生对我说:“老师你去问，你经验比较多。”我去问也问不出来，更主要我觉得不是那个病。

因为这个病人除了这些症状，还有肝脾肿大，红细胞也低，贫血很厉害。外科医生把脾脏切掉后送病理科，也送北京和香港去会诊，还是诊断不清楚。肝脾肿大，伴有浸润性病变，我猜测只有两种情况：一是慢性炎症，不明原因的感染引起；二是恶性肿瘤。于是我向病人家属推荐，将病理切片拿去给时任解放军总医院病理科主任的纪小龙教授（我的大学同班同学）看看。他看了以后结合我的临床观察，认为是一种嗜红细胞性的淋巴瘤，这种淋巴瘤除了自己生长，还把红细胞吞噬掉了。这是世界第14例，中国第1例。

诊断清楚以后，我就敢拿主意了，就可以用化疗药，最终将这个病人治好了。有一次他和他夫人在机场候机碰到我。只见他一边向我走来一边对他夫人说：“这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说：“不，是救恩人的命。”病人是医生的衣食父母，你们才是我们的恩人。

来源：《医师在线》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