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去安慰，常常去帮助，有时去治愈。”看到特鲁多墓志铭，以前一直找不到合适词句来表达的心境，仿佛一下子就踏实了。

身为血液科医生，常常会遭遇同情的目光：你血液科的啊？白血病是归你们看的吧？那你们病房是不是整天哭哭啼啼的？其实不是那样的亲们，很多时候血液科病房是充满欢声笑语的。

“陈医生，你说我这个病看得好吗？”“现在看不好，但只要活着，总归能看好，世界上已经有人在研制专门针对你这种病的药物了。”“是吗？”“是啊！但首先你要让自己活着啊，只要活着，就有希望！”“嗯，活着，好死不如赖活着，哈哈哈哈……”

虽然有很多病人最后没能撑到新药用到他身上的那一天，但毕竟还是有很多病人用到了新药，尤其是针对性极强的靶向治疗药。每每听闻新的靶向药物上市，我总是特别高兴，仿佛我的承诺得到了兑现。

年逾古稀的老方患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已经有些年头了，我在急诊留观室里见到他的时候，他的白血病已经进展为骨髓纤维化了。在条件极为简陋的急诊留观室里，一张窄窄的床，床旁一只木头靠背椅子和床下架子上的洗簌用品，就是他的全部世界，他已经在这张床上住了一个多月了。他的家在上海，但他说他不能回家——他必须依赖输血才能使他的血红蛋白维持在“重度贫血”而不是“极重度贫血”的程度，而从家到医院，对他来说非常困难，所以他必须“霸”着这张留观床。老伴隔三岔五地来探望他，跟他聊几句，再颤巍巍地回家，每次带来的食物他其实也吃不了多少，因为他有一个硕大无比的脾脏，我们称之为“巨脾”，使骨瘦如柴的他腹大如鼓。

夫妻俩都是谨小慎微的老知识分子，老方更是整天恹恹地躺着，沉默不语。我去查房的时候，能看见他的眼里有光泽闪现，“陈医生，国外真的已经在研制治疗慢粒的药了吗？”“是啊，应该快要上市了把。”差不多的对话重复了一遍又一遍，直到很多年后的某一个瞬间，我突然意识到，老方要的不是答案，而是这个对话所带给他的希望，他喜欢听血液科医生说出这句话，这代表着靠谱的权威的说法，他希望某一天我去查房，我的回答是“哦，对了，这个药昨天已经上市，我这就给您开处方。”

每次输完血，他的精神会好一些，会捧着肚子喘着气到诊室来，在门口找个凳子倚着墙坐着，如果没有病人，他就会有一搭没一搭地跟我聊天，谈他的人生。但谈话总是被不时进来的病人打断。慢慢地，我知道他是某大学的老师，退休后甚至得病后仍然在工作，直到慢性白血病变成骨髓纤维化。儿女都在国外打拼，他们老俩口就相依为命。他说他喜欢看书，但现在看不动了，喜欢摄影，但现在也端不稳相机了。

我在急诊2个月的工作进入尾声，那天，他并没有输血，但老伴扶着他，他捧着肚子走到诊室，说要送给我一幅他自己的摄影作品留作纪念。这幅他起名叫“枯荷傲然度晚秋”的7寸照片，灰黑色的背景前是一朵已经枯成焦黄的荷花，垂在残枝败叶上，他说这朵枯荷就是他自己，但他要好好地活着，活得久一点，等着新药上市，把病治好，他们老俩口规划的旅游摄影计划还没有开始呢。我说这名儿起得还挺贴切，原来您还真的会摄影，真的有艺术细胞啊。他说“当然，我不会骗你的。”

是的，他是不会骗我，但我却骗了他2个月。其实，我也不算骗他，治疗慢粒的靶向新药几年后确实上市了，给慢粒病人带来了极大的福音。只是，他没能等到。

如今，老方的这张照片依然静静地躺在我的抽屉里，“只要活着，就有希望”这句话也依然会不时地讲给病人听，同时还会告诉病人：某某病友就是等到了新上市的药，原来死去活来的病变成了可以控制的慢性病。再过些日子，你的这个病说不定也会有新药呢。